棍是当代武术的器械之一，人们对它非常熟悉。这不仅因为在大大小小的武术场合总能见到“棍术表演”，也因为在古典小说和当代戏曲中也频繁地领略到它的风采。
棍有着非常久远的发展历史，在中国武术器械发展史上，它是一个特殊的品种，是一个曾得到充分发育的技术体系。如果寻根溯源，探颐索隐，详尽地论证棍发展演变的历程，我以为差不多可以写成一部独立的“棍史”。正因为如此，它一直是我兴趣盎然的研究对象，是我最喜欢的武术器械之一。
棍兼备有长短兵器的特点。又因为它无刃而不易造成严重伤害，一般不在封建国家的“禁兵”之列。所以，至少在自宋、元时代起，民间不但出现了表演性质的“使棒”，也出现了引人入胜的“打棒”，就是棍的格斗比赛。这在宋、元话本小说和元明杂剧中多有反映，在史籍中也能得到印证，尽管材料很有限。元、明时代，作为一种可供观赏的竞技活动，“打棒”甚至深入到达官显宦之家和神圣的皇家宫掖之中。军人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就很喜欢看打棒，当时有个叫蔡玺的江都人，时常给朱元璋表演打棒，朱元璋亲自担任裁判以定胜负。这种棍的竞技活动在我国民间一直传存着，至少我这样的年龄和武术经历的人，还能有些影影绰绰的记忆。可惜的是，50年代以后，官方颁定的“规定套路”独霸武坛几十年，所谓的“竞技武术”，包括其中的“棍术”，实际上是以套路表演取代由来已久的对抗性的比赛，这造成当代武坛的靡丽浮华之风，造成武术发展方向的失迷和歧异。相当长的时间里，“花棒”之类春风得意，风光占尽，传统的武术竞技活动，包括“打棒”，便渐渐销声匿迹了。
比之其他器械来，棍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在军旅训练中担当着重要的作用。古时军中的武艺训练常常借助于棍，以棍代用各种兵器，并作为基本训练——古人称之为“习手足”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棍既不容易造成伤害，又具有技术上的某种综合性。对此，明代俞大猷曾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比拟，他说：
“用棍如读四书，钩、刀、枪、钯如各习一经。四书既明，六经之理亦明矣。若能棍，则各利器之法从此得矣。”①
明末，以棍法擅名的程冲斗说：“凡武备众器，非无妙用，但身手足法，多不能外乎棍。”②军事学家茅元仪也说：“而棍者，所以习夫手足，为短器之本。”③这些论说反映了棍在军中的地位，对民间武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年，许多武术家都强调习练器械必练棍入手，他们以棍为学习各种武艺的捷径，甚至是必由之径。我和我的兄长们就都接受过这样的训练。
棍的综合性，除了其形制所具有的特点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在长短粗细上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着因材因人的灵活性。以明清古典棍谱的记载看，棍子或长或短，或有刃或无刃，至少有三四种以上的样式，称呼也不一样。然则从本质上讲，它们又都是“棍”，技术上自然有基本的共同性。正如先君子马凤图生前时常所说的：“棍之长短轻重并无定制，长短软硬各因材质，各有法度，然终须因人所宜，因艺业之传授所宜。”正因为如此，棍的发展空间就很大，千百年来，它逐渐成为中国武术器械群体中适应性最强的一种。古代武谚有云：“棍是百艺魁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二
   我国幅员辽阔，文化的区域性差别很大，武术也是如此。就是缩小到棍这个单一品种上，也同样存在区域间的不同，差别相当明显。
明朝是棍法篷勃发展的时代。那时，从总体上说，棍大致分成南北两大块，南方称棍，北方称棒或白棒，技术上不相同，连基本的持棍姿势也明显不同。一般说来，北方主要是以所谓少林棍法为代表的活把棍法，以现存的《棍棒体式》、《麻杈棍谱》、《少林棍法阐宗》等棍谱为其典型；南方则主要是流行于闽、粤、浙、湘地区的死把棍，也叫硬把棍，以俞大猷的《剑经》为代表。如果从最基本的技术差别上区分，北方的活把棍多用枪法，故其中一支干脆就叫“条子”，如边拦条子、跨虎条子等，见于明代文献者不一而足。条子明清时代枪或花枪的江湖称谓，这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暂不具引。南方死把棍则以击打为主，双手执棍，右把右足在前。戚继光《纪效新书》卷12《短兵长用说》中的插图就是当时的南方死把棍法。在当代武术界，首先注意到这一重要差别的是已故的唐豪先生，30年代末，他在那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武艺图籍考》中曾经谈到这一点。遗憾的是，自他以后迄今没有人再谈起过此事。现今所谓“棍打一大片”之类，那是旧时代街头把势们的顺口溜，用之于当代花派“棍术表演”倒也恰当，但它与中国传统的棍法之间风马牛不相及也。
南方死把棍至今在闽、粤民间仍有传存，我曾经多次见到。最近，在华南师大郭裔同志帮助下，请来两位广州的民间拳师，一位叫潘顺遂，另一位叫布福强，承他们专门为我演示了两人对练的十八点对拆套式，还慷慨地赠给我《十八点阴阳棍对拆》棍谱。所谓“十八点对拆”，是两人对接对打的一个练习程式。两个人一甲一乙持棍接打一十八点，然后转换甲乙位置，再接十八点，合起来便是三十六点。我不清楚十八点对拆的传承历史，这需要深入研究。但，凭着我的直觉，再根据棍谱上一些未经改变的古老术语，我相信这是一个渊源有自的好东西，与当代“竞技武术”那些胡编滥造的“规定棍术”、“自选棍”之类直如金玉之与瓦石！这说明真正的文化遗产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绝不是外行和庸浅的行政干预就可以决定其命运的。
至于北方的活把棍，涉及问题比较宽广而复杂，允我以后另做讨论。
                                三
在古代，尽管落后的交通制约了区域间武艺的交流，但交流却一直都在进行着，交流的方式自然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交流对武艺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自古高层次的武术家们都非常重视交流，重视在参照比对中获取新的感悟，提高技术理念。百多年来，太极拳的产生和迅速传播就是交流的成功，这应该是尽人皆知的例证。
大西北各省，特别是曾经包括青海、宁夏在内的甘肃省，自来地接边陲，交通不发达，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但百姓尚武，民风强劲，产生过许多杰出的武备人材。在武术上，甘肃人最喜好练棍，棍的种类很多，可谓长短粗细应有尽有。当地人十分幽默地将各种棍统称为“柴货”，把练棍叫“耍柴货”，实际棍是甘肃武艺的标志，拳家对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有趣的是也许正因为交通闭塞，文化积淀相对稳定，故甘肃竟保存下一些内地已经消失了的古老的东西，例如棍里面的“条子”这个类别。民国十六年先父一到甘肃，就发现甘肃有雄浑古朴的天启棍，有棍中寓枪的琵琶条子、陆合条子，还有“把法”精巧别致的鞭杆。地方拳师在“棍”这门学问上，传授严，讲究多，一着一势，饶有古意。这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以“条子”而言，这个词在明代武术资料多有所见，但在清末民初的南北武术传派中已不见踪影，没有多少人知道“条子”这个名称，更谈不到了解它的内涵。所以，先父曾在题咏武术先贤常燕山的诗里写道：
  天下武艺似云烟，半依僧道弄虚玄。陇上拳家存古意，犹自高谈常燕山。④这是说甘肃的武术玄虚成份比较少，并且保存了不少古典内容。正因为如此，他在研究甘肃棍术上下了大功夫，并且指派弟子王天鹏、罗文源，以及稍后的邸世礼、管其泰等，专心致志于地方棍法的调研与整理，这才提炼出了贯穿着“通备劲”的天启棍、纽丝棍，及鞭杆的五阴七手十三法等精品。这些都是文化交流的产物，是武术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
   甘肃的棍，无论是兰州、河州、秦州的，虽然各有传授，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属于北方的活把棍法系统。而唯独秦安高家屲的“壳子棍”是个例外。它的持棍方式，两人对打对练的套数，都表明它属于南棍范畴。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我个人很早就注意到“壳子棍”的存在，并一直鼓励当地武术界的朋友们深入研究其来源和技术构成。遗憾的是我未能深入到高家屲做实地考察，我对“壳子棍”的本来面目和后来可能出现的流变了解得不多。这里仅凭录相资料和相关的文字资料，稍微谈谈我的一得之见。
首先，“壳子棍”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东西，它属于南棍系统，应该来自南方。是南方拳师传过来的，还是有当地人从南方或南方人那里学来的，这无从考求，只好存疑。至于“乾隆年间反清的少林寺和尚所传”一说，显然是民间附会之谈。乾隆以前的康、雍两朝，地方政府都曾大规模修缮少林寺，这是有记载可查的。乾隆15年，乾隆皇帝曾亲自游历少林，还写有游寺的诗。总之，乾隆年间，规模不大的少林寺诵经之声袅袅，谈不到有什么“反清”活动。实际少林以“反清”出名，主要是清末民初之间的小说家们编造出来的，并没有真实的历史依据。这类东西蒙蔽了许多民间武术爱好者，也严重地干扰了武术史的科学性，它本质上是武术文化不断下移而不得不依托神秘主义的产物。
其次，南棍传到陇南，“壳子棍”不是孤立现象。80年代声势浩大的武术挖整工作中，甘肃天水地区有刘公桓同志损献了一本叫做《二十八宿硬棍着》的棍谱，现藏中国武术研究院科研部，编号155。我曾经看到这个棍谱，后来天水李森林同志又送给我另一个抄本，二者内容大致相同。这个谱的棍法也属于南方硬把棍系统，我仔细研读后发现有些内容颇与俞氏《剑经》相合，与普遍流传甘肃的活把棍相合处很少。我不知道这个谱与“壳子棍”有无关系，因今传“壳子棍”没有谱书传世，我们便难以对照考察。《二十八宿硬棍着》说明过去的武术交流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艰难，甘肃人好棍，四方棍法便源源不断地辐凑到甘肃，这是可以理解的。兰州谚语说：“河里没鱼市上找。”正可以用在这里。
第三，关于“壳子”这个名称，当地人说“壳子”如同“模子”，是个方言词。对此说我总有些疑惑，觉得缺少说服力。查了《陇右方言录》一类书，也未找到佐证。我怀疑本应作“磕子棍”，“壳子”是口耳相传之误。“磕”就是碰磕，磕子棍就是碰碰磕磕的棍。“磕”是死把棍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在两人对练中尤其这样。这个特点十分瞩目，便约定俗成为棍法的名称了。在俞大猷的棍法中，“磕”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磕既是防守，也是进攻，关键还在二人对练时一定要磕打出声响来，这标志着防守得力，所谓“千金难买一声响”，就是指磕声干脆而响亮，这是训练要求之一。俞氏在《剑经》中多处讲到“磕”，举几个例子：
先侵二三尺一打，坐身沉棍头，他必进杀。我就下起磕，一响，大进步打剪或丁字回打剪，然扁身杀他。童教师曰：“弹枪则在下面横棒，亦起磕之法。但在下面横，则无不响之理矣。”童教师曰：“一声响处值千金，彼失隄防我便赢”是也。
剪打急起磕，起磕复急剪打。剪打复急起磕，相连而进，彼人何处杀将来？若他打来乱时，必须忍。略退回，坐足下中平。待少顷他来，即用磕手进法，自胜。总是以静待动，以逸待劳道理。微乎微乎。⑤我看广东拳家对拆棍法，两人各自双把持棍，进进退退，硬打硬磕，不时发出清脆的碰磕声，令人有跃跃欲试之感。这使人马上联想到李良钦、俞大猷以及童琰甫、刘邦协他们所演练的棍法，感受到南棍的质朴和南北棍法的巨大差异。我只是通过录相看到高家屲的对棍，相比于广东教法，还是有差别的。这当然很正常，传代久了，必有变异，又不可能不受当代风靡全国的花棍的影响，而高家屲能保存“壳子棍”至今，这本身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了。
天水师院体育系蔡智忠教授，从我学习通备武学已有多年，好学覃思，多有心得。智忠在工作之馀，十分留心地方文化，从书画创作到乡间民俗活动，都能深入考察，有所探索。时常听他讲陇南世情风俗，娓娓道来，令人神往。作为秦安人，多年来他对“壳子棍”倾注了许多关注，终于能将其技术内容整理出来。这当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以即将付梓前我乐意为之作序，并借此机会略陈我对棍法一知半解如上。如有失误，请海内方家有以正我。

棍是当代武术的器械之一，人们对它非常熟悉。这不仅因为在大大小小的武术场合总能见到“棍术表演”，也因为在古典小说和当代戏曲中也频繁地领略到它的风采。
棍有着非常久远的发展历史，在中国武术器械发展史上，它是一个特殊的品种，是一个曾得到充分发育的技术体系。如果寻根溯源，探颐索隐，详尽地论证棍发展演变的历程，我以为差不多可以写成一部独立的“棍史”。正因为如此，它一直是我兴趣盎然的研究对象，是我最喜欢的武术器械之一。
棍兼备有长短兵器的特点。又因为它无刃而不易造成严重伤害，一般不在封建国家的“禁兵”之列。所以，至少在自宋、元时代起，民间不但出现了表演性质的“使棒”，也出现了引人入胜的“打棒”，就是棍的格斗比赛。这在宋、元话本小说和元明杂剧中多有反映，在史籍中也能得到印证，尽管材料很有限。元、明时代，作为一种可供观赏的竞技活动，“打棒”甚至深入到达官显宦之家和神圣的皇家宫掖之中。军人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就很喜欢看打棒，当时有个叫蔡玺的江都人，时常给朱元璋表演打棒，朱元璋亲自担任裁判以定胜负。这种棍的竞技活动在我国民间一直传存着，至少我这样的年龄和武术经历的人，还能有些影影绰绰的记忆。可惜的是，50年代以后，官方颁定的“规定套路”独霸武坛几十年，所谓的“竞技武术”，包括其中的“棍术”，实际上是以套路表演取代由来已久的对抗性的比赛，这造成当代武坛的靡丽浮华之风，造成武术发展方向的失迷和歧异。相当长的时间里，“花棒”之类春风得意，风光占尽，传统的武术竞技活动，包括“打棒”，便渐渐销声匿迹了。
比之其他器械来，棍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在军旅训练中担当着重要的作用。古时军中的武艺训练常常借助于棍，以棍代用各种兵器，并作为基本训练——古人称之为“习手足”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棍既不容易造成伤害，又具有技术上的某种综合性。对此，明代俞大猷曾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比拟，他说：
“用棍如读四书，钩、刀、枪、钯如各习一经。四书既明，六经之理亦明矣。若能棍，则各利器之法从此得矣。”①
明末，以棍法擅名的程冲斗说：“凡武备众器，非无妙用，但身手足法，多不能外乎棍。”②军事学家茅元仪也说：“而棍者，所以习夫手足，为短器之本。”③这些论说反映了棍在军中的地位，对民间武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年，许多武术家都强调习练器械必练棍入手，他们以棍为学习各种武艺的捷径，甚至是必由之径。我和我的兄长们就都接受过这样的训练。
棍的综合性，除了其形制所具有的特点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在长短粗细上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着因材因人的灵活性。以明清古典棍谱的记载看，棍子或长或短，或有刃或无刃，至少有三四种以上的样式，称呼也不一样。然则从本质上讲，它们又都是“棍”，技术上自然有基本的共同性。正如先君子马凤图生前时常所说的：“棍之长短轻重并无定制，长短软硬各因材质，各有法度，然终须因人所宜，因艺业之传授所宜。”正因为如此，棍的发展空间就很大，千百年来，它逐渐成为中国武术器械群体中适应性最强的一种。古代武谚有云：“棍是百艺魁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二
   我国幅员辽阔，文化的区域性差别很大，武术也是如此。就是缩小到棍这个单一品种上，也同样存在区域间的不同，差别相当明显。
明朝是棍法篷勃发展的时代。那时，从总体上说，棍大致分成南北两大块，南方称棍，北方称棒或白棒，技术上不相同，连基本的持棍姿势也明显不同。一般说来，北方主要是以所谓少林棍法为代表的活把棍法，以现存的《棍棒体式》、《麻杈棍谱》、《少林棍法阐宗》等棍谱为其典型；南方则主要是流行于闽、粤、浙、湘地区的死把棍，也叫硬把棍，以俞大猷的《剑经》为代表。如果从最基本的技术差别上区分，北方的活把棍多用枪法，故其中一支干脆就叫“条子”，如边拦条子、跨虎条子等，见于明代文献者不一而足。条子明清时代枪或花枪的江湖称谓，这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暂不具引。南方死把棍则以击打为主，双手执棍，右把右足在前。戚继光《纪效新书》卷12《短兵长用说》中的插图就是当时的南方死把棍法。在当代武术界，首先注意到这一重要差别的是已故的唐豪先生，30年代末，他在那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武艺图籍考》中曾经谈到这一点。遗憾的是，自他以后迄今没有人再谈起过此事。现今所谓“棍打一大片”之类，那是旧时代街头把势们的顺口溜，用之于当代花派“棍术表演”倒也恰当，但它与中国传统的棍法之间风马牛不相及也。
南方死把棍至今在闽、粤民间仍有传存，我曾经多次见到。最近，在华南师大郭裔同志帮助下，请来两位广州的民间拳师，一位叫潘顺遂，另一位叫布福强，承他们专门为我演示了两人对练的十八点对拆套式，还慷慨地赠给我《十八点阴阳棍对拆》棍谱。所谓“十八点对拆”，是两人对接对打的一个练习程式。两个人一甲一乙持棍接打一十八点，然后转换甲乙位置，再接十八点，合起来便是三十六点。我不清楚十八点对拆的传承历史，这需要深入研究。但，凭着我的直觉，再根据棍谱上一些未经改变的古老术语，我相信这是一个渊源有自的好东西，与当代“竞技武术”那些胡编滥造的“规定棍术”、“自选棍”之类直如金玉之与瓦石！这说明真正的文化遗产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绝不是外行和庸浅的行政干预就可以决定其命运的。
至于北方的活把棍，涉及问题比较宽广而复杂，允我以后另做讨论。
                                三
在古代，尽管落后的交通制约了区域间武艺的交流，但交流却一直都在进行着，交流的方式自然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交流对武艺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自古高层次的武术家们都非常重视交流，重视在参照比对中获取新的感悟，提高技术理念。百多年来，太极拳的产生和迅速传播就是交流的成功，这应该是尽人皆知的例证。
大西北各省，特别是曾经包括青海、宁夏在内的甘肃省，自来地接边陲，交通不发达，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但百姓尚武，民风强劲，产生过许多杰出的武备人材。在武术上，甘肃人最喜好练棍，棍的种类很多，可谓长短粗细应有尽有。当地人十分幽默地将各种棍统称为“柴货”，把练棍叫“耍柴货”，实际棍是甘肃武艺的标志，拳家对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有趣的是也许正因为交通闭塞，文化积淀相对稳定，故甘肃竟保存下一些内地已经消失了的古老的东西，例如棍里面的“条子”这个类别。民国十六年先父一到甘肃，就发现甘肃有雄浑古朴的天启棍，有棍中寓枪的琵琶条子、陆合条子，还有“把法”精巧别致的鞭杆。地方拳师在“棍”这门学问上，传授严，讲究多，一着一势，饶有古意。这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以“条子”而言，这个词在明代武术资料多有所见，但在清末民初的南北武术传派中已不见踪影，没有多少人知道“条子”这个名称，更谈不到了解它的内涵。所以，先父曾在题咏武术先贤常燕山的诗里写道：
  天下武艺似云烟，半依僧道弄虚玄。陇上拳家存古意，犹自高谈常燕山。④这是说甘肃的武术玄虚成份比较少，并且保存了不少古典内容。正因为如此，他在研究甘肃棍术上下了大功夫，并且指派弟子王天鹏、罗文源，以及稍后的邸世礼、管其泰等，专心致志于地方棍法的调研与整理，这才提炼出了贯穿着“通备劲”的天启棍、纽丝棍，及鞭杆的五阴七手十三法等精品。这些都是文化交流的产物，是武术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
   甘肃的棍，无论是兰州、河州、秦州的，虽然各有传授，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属于北方的活把棍法系统。而唯独秦安高家屲的“壳子棍”是个例外。它的持棍方式，两人对打对练的套数，都表明它属于南棍范畴。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我个人很早就注意到“壳子棍”的存在，并一直鼓励当地武术界的朋友们深入研究其来源和技术构成。遗憾的是我未能深入到高家屲做实地考察，我对“壳子棍”的本来面目和后来可能出现的流变了解得不多。这里仅凭录相资料和相关的文字资料，稍微谈谈我的一得之见。
首先，“壳子棍”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东西，它属于南棍系统，应该来自南方。是南方拳师传过来的，还是有当地人从南方或南方人那里学来的，这无从考求，只好存疑。至于“乾隆年间反清的少林寺和尚所传”一说，显然是民间附会之谈。乾隆以前的康、雍两朝，地方政府都曾大规模修缮少林寺，这是有记载可查的。乾隆15年，乾隆皇帝曾亲自游历少林，还写有游寺的诗。总之，乾隆年间，规模不大的少林寺诵经之声袅袅，谈不到有什么“反清”活动。实际少林以“反清”出名，主要是清末民初之间的小说家们编造出来的，并没有真实的历史依据。这类东西蒙蔽了许多民间武术爱好者，也严重地干扰了武术史的科学性，它本质上是武术文化不断下移而不得不依托神秘主义的产物。
其次，南棍传到陇南，“壳子棍”不是孤立现象。80年代声势浩大的武术挖整工作中，甘肃天水地区有刘公桓同志损献了一本叫做《二十八宿硬棍着》的棍谱，现藏中国武术研究院科研部，编号155。我曾经看到这个棍谱，后来天水李森林同志又送给我另一个抄本，二者内容大致相同。这个谱的棍法也属于南方硬把棍系统，我仔细研读后发现有些内容颇与俞氏《剑经》相合，与普遍流传甘肃的活把棍相合处很少。我不知道这个谱与“壳子棍”有无关系，因今传“壳子棍”没有谱书传世，我们便难以对照考察。《二十八宿硬棍着》说明过去的武术交流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艰难，甘肃人好棍，四方棍法便源源不断地辐凑到甘肃，这是可以理解的。兰州谚语说：“河里没鱼市上找。”正可以用在这里。
第三，关于“壳子”这个名称，当地人说“壳子”如同“模子”，是个方言词。对此说我总有些疑惑，觉得缺少说服力。查了《陇右方言录》一类书，也未找到佐证。我怀疑本应作“磕子棍”，“壳子”是口耳相传之误。“磕”就是碰磕，磕子棍就是碰碰磕磕的棍。“磕”是死把棍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在两人对练中尤其这样。这个特点十分瞩目，便约定俗成为棍法的名称了。在俞大猷的棍法中，“磕”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磕既是防守，也是进攻，关键还在二人对练时一定要磕打出声响来，这标志着防守得力，所谓“千金难买一声响”，就是指磕声干脆而响亮，这是训练要求之一。俞氏在《剑经》中多处讲到“磕”，举几个例子：
先侵二三尺一打，坐身沉棍头，他必进杀。我就下起磕，一响，大进步打剪或丁字回打剪，然扁身杀他。童教师曰：“弹枪则在下面横棒，亦起磕之法。但在下面横，则无不响之理矣。”童教师曰：“一声响处值千金，彼失隄防我便赢”是也。
剪打急起磕，起磕复急剪打。剪打复急起磕，相连而进，彼人何处杀将来？若他打来乱时，必须忍。略退回，坐足下中平。待少顷他来，即用磕手进法，自胜。总是以静待动，以逸待劳道理。微乎微乎。⑤我看广东拳家对拆棍法，两人各自双把持棍，进进退退，硬打硬磕，不时发出清脆的碰磕声，令人有跃跃欲试之感。这使人马上联想到李良钦、俞大猷以及童琰甫、刘邦协他们所演练的棍法，感受到南棍的质朴和南北棍法的巨大差异。我只是通过录相看到高家屲的对棍，相比于广东教法，还是有差别的。这当然很正常，传代久了，必有变异，又不可能不受当代风靡全国的花棍的影响，而高家屲能保存“壳子棍”至今，这本身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了。
天水师院体育系蔡智忠教授，从我学习通备武学已有多年，好学覃思，多有心得。智忠在工作之馀，十分留心地方文化，从书画创作到乡间民俗活动，都能深入考察，有所探索。时常听他讲陇南世情风俗，娓娓道来，令人神往。作为秦安人，多年来他对“壳子棍”倾注了许多关注，终于能将其技术内容整理出来。这当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以即将付梓前我乐意为之作序，并借此机会略陈我对棍法一知半解如上。如有失误，请海内方家有以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