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方拳乱

“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话说19世纪的最后几年，鲁西平原突然兴起一股“神拳热”。教授“神拳”的人宣称通过念咒、喝符、烧香，可以神灵附体，从而刀枪不入。每个拳民都有自己的专用神，从《西游记》的孙悟空、猪八戒，到《三国演义》的关羽、周仓，再到《封神榜》的庞大神仙系统，都可以召之即来。

大约从1898年末开始，拳民将他们的拳头对准了鲁西平原的洋教（彼时教会为发展势力，吸纳大量流氓地痞为教民，一部分教民倚仗教会庇护，横行乡里，无疑加剧了教民与拳民的冲突），他们在“神拳”领袖朱红灯的率领下，在鲁西北的平原县、茌平县一带对抗教民、焚烧教堂，并将“神拳”改名“义和拳”。后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运动被官兵镇压下去，但义和拳很快有如水银泻地，又如烈火燎原，迅速从鲁西北涌入直隶、天津、京师，并蔓延至山西、内蒙古和东北。拳民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杀洋人，灭洋教，毁洋货，“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拳事杂记》）。

义和拳骚乱引发中外震惊，列强要求清政府镇压拳乱，进而又组织“八国联军”攻入中国“平乱”。这时候，对西方列强已经忍了一肚子火的慈禧太后，决定招抚拳民，改称“义和拳”为“义和团”，并于1900年6月21日，以光绪的名义下诏，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宣战。于是自以为神灵附体的拳民，英勇地成了清政府对抗列强的炮灰：“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中弹而倒”（《拳乱纪闻》）。

正当清政府、义和团与列强军队在华北平原闹成一团之时，东南地区却大体上保持平静。清廷刚刚向列强宣战，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与各国驻华代表达成“东南互保”协议：“无论北方情形如何，请列国勿进兵长江流域与各省内地；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凡在辖区之内者，决依条约保护。”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虽然也出现零星的拳乱，但比起风起云涌的北方，东南社会可谓风平浪静。

二、晚清北方的社会结构

为什么义和拳在华北掀起轩然大波，却在东南激不起半点风浪？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地方当局对拳民的不同态度（很有意思，当时汉人督抚对义和拳多主张剿灭，而满人督抚则多主张招抚义和团），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鲁西北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天灾的刺激（1899至1900年，北方各省连遭旱灾虫害），地方文化的影响（鲁西平原的民众有着深厚的习武传统）。但如果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有一个重要因素不能被忽略，那就是——鲁西平原基本上没有什么士绅力量，而东南地区的士绅势力非常强盛。

在传统中国，士绅集团可谓是地方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器。作为地方的“自发性权威”，士绅集团维系着当地社会的“自发性秩序”，地方的公益慈善、纠纷仲裁、公共治理、公序良俗，均有赖于士绅的主持。以前我说过，评判一个地方的社会自治程度，可以看两个指标：是否有发达的自治组织；是否有发达的乡规民约。现在还应该补充另一个指标：是否有发达的士绅力量。

清代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士绅力量获得强势的发展，一度被压抑的士绅意识得以复苏，士绅成为领导晚清社会建设运动的强大势力。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晚清自治组织，如维持治安的团练、组织商业的商会、负责城市消防的水龙会、开展公益的善堂，均由士绅—绅商群体所主持。但是，晚清的士绅—绅商群体基本上集中在东南地区，北方的士绅力量相对要薄弱得多。

一份晚清的进士地域分布统计显示：1840年至1905年，进士数目最多的前十个省份依次是：江苏、浙江、山东、江西、河南、八旗、福建、直隶、安徽、广东。八旗与直隶在科举录取上有优待，姑且不论，东南省份占了这个名单的一大半。山东虽然进入三甲，但另一份统计材料显示：1851年至1900年，山东的举人数目基本上集中在胶东半岛、济宁、济南昌邑一带（约42个县），占了72%，这些地方在义和拳兴起时，大体上都保持平静；而义和拳的发源地鲁西北有44个县，举人数目才占13%。在义和拳的重灾区、地处鲁西北的茌平县，居然在清末20年间从未出现过一个举人。

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士绅阶层来组织当地的公共治理，鲁西北的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涣散状态：人口结构以大量的自耕农为主，连大地主都很罕见，人口流动自由，但人们彼此之间缺乏理性的联结，除了秘密宗教，这里几乎不存在什么象样的自治组织（包括传统的宗族），原子化生存的特点十分突出。这种涣散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宜义和拳这种散漫的诡异“组织”落地生根，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加入义和拳，通过简单易学的仪式获得所谓“神灵附体”的超能力。而且清末的华北天灾频仍，士绅力量的匮乏又导致地方社会无法有机地组织起来提供救济，这也给了拳民借灾生事的机会。所以，当“神拳”在鲁西北兴起后，很快就遍地开花，并且不受控制——直到拳民们因为到处闹事而被官府镇压。

义和拳在山东受挫后，很快就扩散到接壤的直隶。与鲁西北的情况不同，直隶有大批士绅加入义和团，“京城士绅富户，多有设坛者，皆称坛主也”。这又是何故？在“庚子事变”之前，直隶一直习惯于“官治”，社会自治的力量远比东南薄弱，士绅阶层缺乏组织社会自治的文化自觉。这样的社会，很容易在拳民的冲击下脱序，一旦脱序又难以自我修复。而且，与更早接触外来文化的东南诸省相比，直隶一带的士绅普遍有着强烈的“仇教排外”文化心理，“民间感于历来国耻，及各处教堂教士之蛮横，排外之心甚热，亟愿得相当机会，合心并力以一雪其夙愤，以故邑中有识士绅，亦洋洋乐道其事（指义和团运动）”（《庚子西狩丛谈》）。直隶士绅领导的社会自治事业，要等到“庚子事变”后的清末新政期间，才获得较大发展。

三、东南社会的士绅力量

而在东南社会，自洋务运动以来，一个庞大的独立于官府之外的社会自治领导者——士绅—绅商群体已经发育成熟。这个群体既得东南社会深厚的文化传统所滋养，保留着传统士绅关怀社会的公共精神；也受沿海城市得风气之先的文明熏陶，对西来的现代文明持开放态度，他们是东南社会最重要的理性力量。东南社会尽管也爆发过多起“教案”，并且有士绅台前幕后参与进去，但毕竟不致如义和拳运动那般失控。

当清廷、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在北方交战之时，一批江南士绅、绅商在上海发起成立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协济善会等公益组织，发动社会捐款，筹集物资，延请洋医、华医，赈济、救助从北方逃亡南下的难民，保护教堂和传教士，又派轮船前往天津接运“被难官商”。上海的工商行会也举行集会，商讨一旦上海市场受战乱波及，当如何自救的对策。

1900年6月6日，慈禧太后发布晓谕义和团的上谕，意在招抚拳民对付列强。这份上谕电传到东南，立即受到东南社会的抵制。6月9日，上海《新闻报》发表评论说：“大旨在袒护团匪，有不肯痛剿之意，于是群情惊讶，而沪上商人为之震动。”东南的士绅—绅商群体并不希望看到拳民肆虐“闹教”，他们认为“此等地痞，能抢教屋，即能劫殷户”。

为此，在庚子拳乱期间，东南士绅逆朝廷之意而行，自行组织团练、戒备拳民。当时温州知府欲落实清廷关于招抚拳民的政策，将投诚的义和拳民陈飞龙、许阿擂、黄上焕等人招入团练，结果受到温州士绅的强烈抗议，有些士绅当面对知府拍案子，拂袖而去，最后逼使知府不得不撤销了招抚拳民为团练的决定。代表上海商民舆论的上海媒体也纷纷刊发《保卫东南商务》、《保全南方之法》等社论，要求东南诸省当局维持中外和局、保障社会稳定。

事实上，“东南互保”绝不仅仅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主意，更有东南士绅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推动。张謇、陈三立、汤寿潜、汪康年等东南权绅，为促成“东南互保”，奔走于督抚、洋人之间，穿针引线。张謇的朋友刘厚生曾透露：“当初张謇与何嗣焜、陈三立、沈瑜庆、汤寿潜、施炳燮六人（均为东南社会的士绅），决定拉拢刘坤一、张之洞两个总督，联合起来以‘东南互保’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权为最大目标。”不管张謇当时是否有推倒慈禧的图谋，但“东南互保”的实现，张謇确实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张謇与刘坤一、张之洞关系密切，1900年6月16日，英国驻汉口领事“欲派水师入长江，帮助弹压土匪”，张謇得悉后“力阻之”，同时电告两江总督刘坤一：“英水师欲据长江，若我不任保护，东南大局去矣。”6月18日，他策动刘坤一招抚盘踞在长江下游的盐枭徐老虎，避免徐老虎响应北方的义和团而闹事；6月25日，沈渝庆在盛宣怀的授意下，游说刘坤一跟西人签订和约，刘坤一犹豫未决，是张謇的这一句话：“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虽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让刘坤一下了决心，电约张之洞与西人签约。次日，《东南保护约款》遂在上海签订。事成之后，张謇作《东南立约》诗一首：“联盟岂第全商务，抗命方能保圣朝。”

可以说，没有东南社会士绅—绅商群体的同气相求，“东南互保”是不可能出炉的。也正因为东南社会存在着强大的士绅力量在理性地组织社会应对危局，甚至敢于抵制来自清廷的压力，拳乱之火才无法延烧到东南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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