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设兵马司，兼管市司，并规定在外府州各兵马司“一体兼领市司”。永乐二年（1404年）北平（永乐十九年，即1421年改称北京）设城市兵马司，“兼领市司”。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分置五城兵马司，“职责颇繁”，其中“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侩姓名，时其物价”。

清朝定都北京后，基本沿袭了明朝的城市管理体系，《大清律例》中有“市廛”之款。“市廛”指交易之所，亦即市场，对其管理有明确规定。如对经营中的欺行霸市行为，雍正十三年（1735年）便规定：“京城一切无帖（龙帖，即营业执照）铺户，如有私分地界，不令旁人附近开张；及将地界议价若干，方许承顶；至发卖酒斤等项货物，车户设立名牌，独自霸揽，不令他人揽运，违禁把持者，枷号（拘留）两个月，杖一百。”此后又增加了“霸市欺人，致伤致死者，从严而议，无以宽纵”的规定。

据《北京商市》记载：清顺治年间，京西有个叫刘长龄的煤商，因独揽阜成门外的煤市，诨名“黑五爷”。他纠集一帮地痞、无赖，将门头沟一带“驼户”运来的煤炭强行低价收购，然后高价售出，不从者要么被轰走，要么遭打杀。他欺行霸市，无法无天，但一些官员还与其“投刺会饮”，从中得利。顺治九年（1652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洪承畴将刘长龄的罪行上奏皇上。顺治皇帝大怒，命掌管内三院的皇叔郑亲王济尔哈朗督办此案。不久刘长龄被捉拿问罪，并被斩首于菜市口，其党羽数十人分别领刑。与此案有牵连的多名官员有的被革职，有的被充军，为其充当“保护伞”的兵科（衙署）给事中（正五品）李运长被斩首。

定期“校勘街市斛斗秤尺”
　　缺斤短两要“撅秤杆儿”“杖六十”

坑害消费者利益最常见的行为是缺斤短两，为此，明清时期对度量衡严格管理。明朝规定，市场交易所用的度量衡必须与官府定制的标准相符，且经官府核定烙印后方可使用。明洪熙元年(1425年)、正统元年(1436年)、景泰二年(1451年)、成化五年(1469年)、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等，朝廷都曾颁布过核校度量衡法令。制作和校定标准量器之事最初由司农司负责，后改为工部。“凡度量衡，（工部）谨其校勘而颁之，悬式于市，而罪其不中度者”。官府对秤的制作也有明确规定：“锤儿无捅移，杆干要正直，量数儿须匀密。世人个个讨便宜，赖你成平易。铺面营生，出入一例，好名头从此起。轻重在眼里，权衡在手里，切不可差毫厘”。清律中也规定私造度量衡器具违法：“凡私造斛、斗、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将官降斛、斗、秤、尺作弊增减者，杖六十，工匠同罪。”

清代对缺斤短两的惩处也极为严厉。乾隆年间，兵马司官员“二至三日一次，定期校勘街市斛斗秤尺”，一旦发现有作弊的，当即处置，最直接的方式是将斛、斗、秤、尺没收或当场销毁，俗称“撅秤杆儿”、“砸秤盘儿”。嘉庆年间，前门外廊坊二条有家油盐店，掌柜的私下里备了两杆样式相同的秤，其中一杆让伙计使用，遇有兵马司官员校勘斛斗、秤尺，以此秤应付。另一杆为掌柜自己所用，但已做了手脚，修改了秤的定盘星，原本一斤为十六两，变成了一斤十三两，也就是称重时少给买家三两。一日，兵马司正副指挥突然亲自校勘街市上的斛斗、秤尺，当时掌柜的正在给买主称盐，兵马司官员破门而入，使他措手不及，作了假的秤被查出，当即被撅了秤杆儿，随后被羁押，“杖六十”，店铺被封三个月。

制假售假“各笞五十”
　　售卖变质猪肉致死“斩立决”

以次充好，制假售假也是市场上常见的，明律规定：“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货物“不牢固”，纺织品“纰薄”、“短狭”，均属次、劣商品；“不真实”，则是指冒牌、假伪或者以次充好者；“短狭”，也指尺寸不合格、数量不足的商品。

据传，清康熙年间，南城兵马司曾要求出售玉器、金银首饰等贵重商品的店铺在销售商品时，要与购买者立有合约，即承诺买回后五天内发现问题的，可以找卖方退货；卖方不退的，可以向官府“投诉”，由官府强令卖方退换。

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逢乾隆皇帝的母亲孝圣皇太后60大寿，满朝文武大臣便到处搜寻奇珍异宝以做寿礼。有位大臣从琉璃厂西口的“景德轩”瓷器店买了一个宣德年间的如意宝瓶，准备进贡给老太后。可巧当晚有位玩老瓷的朋友到访，于是请他给刚买的宝瓶掌掌眼。来人仔细看过之后断言，以此物之款识、器型、纹饰、胎釉及彩料而辨，绝非300年前宣德年所造，时不过五年，实为赝品。大臣闻之，怒气顿生，第二天便找到卖家。掌柜的自知理屈，退了钱款，但买者不饶，要问他的罪。掌柜的一个劲求饶，付了一张一千两的银票，算是赔罪，而那宝瓶也让买主给砸了，以免再去坑人。

明清时期对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均施以“重典”。《明代市场管理》载：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规定：“发卖猪羊肉灌水，及米麦等插（掺）和沙土货卖者，比依客商将官盐插和沙土货卖者，杖八十。”意思是说，凡是出售“注水肉”，以及为了增加重量，故意在粮食和食盐里掺沙土的，打八十大板。清代除了将此规定编入《大清律例·比引律条》外，乾隆年间又规定：“凡售以质变禽畜之肉，致人或亡或残者，施以重刑，不以宽饶。”

清代猪市（民国称猪市大街，今称东四西大街）以东四为中心，分散着数十家猪店和猪肉杠（也称肉铺），每天连夜将当天收购来的生猪宰杀，第二天出售。有的商户见利忘义，竟将已变质的猪肉出售。据传道光年间曾发生过因出售变质猪肉而出了命案。猪市东口有王氏猪肉杠，一年三伏天，从乡下收购一只病死的猪，连夜大卸八块，天亮后低价叫卖。不想当天下午便有多人找上门来，说吃过早上在这里买的猪肉后上吐下泻，有的已不省人事。此事很快报到兵马指挥司，因人命关天，兵马司立即上呈顺天府。当日王老板被捉拿，不久被判“斩立决”。

商品须明码标价每月“取勘诸物时估”
　　卖物以贱为贵“杖八十”

明初已由官方确定物价，实行每隔二三日“时其物价”，并规定“务要每月初旬取勘诸物时估，逐一核实，依期开报，毋致高抬少估，亏官损民”。民间市肆买卖一应货物的价格，“须从州县亲民衙门，按月从实申报合于上司”。宣德元年（1426年），朝廷颁令，凡“藏匿货物、高增价值”的商户，“以钞罚之”。《大明律》市廛门“把持行市”条规定：“凡诸物行人评估物价，或贵或贱，合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坐赃论。一两以下笞二十，犯止杖一百，徒三年，入己者准窃盗论”；“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若见人有所买卖，在傍高下比价，以相惑乱而取利者，笞四十。”

据《前门大栅栏史话》记载：清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京城大雪，多日不止，漕运及陆运均受阻，多家米庄、米面行、陆陈行（经营玉米、小米、小豆等杂粮）几近断货，为此一些商户哄抬粮价，“日涨三次”，于是有人到兵马司“投诉”。随即兵马司派人对前门大栅栏粮食夹道（今称粮食店街）等巡查，不到半日就查出二十多家粮店私涨粮价，有的粮价甚至比平日高出近一倍，随即上报。第二天，这些粮店、米庄有的被罚银，有的被封门。其中一家名为“宝成号”的米庄，私下里囤积大米百余石（约一万二千斤），以高价出售，被查出后全部充公，掌柜的被杖八十。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设兵马司，兼管市司，并规定在外府州各兵马司“一体兼领市司”。永乐二年（1404年）北平（永乐十九年，即1421年改称北京）设城市兵马司，“兼领市司”。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分置五城兵马司，“职责颇繁”，其中“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侩姓名，时其物价”。

清朝定都北京后，基本沿袭了明朝的城市管理体系，《大清律例》中有“市廛”之款。“市廛”指交易之所，亦即市场，对其管理有明确规定。如对经营中的欺行霸市行为，雍正十三年（1735年）便规定：“京城一切无帖（龙帖，即营业执照）铺户，如有私分地界，不令旁人附近开张；及将地界议价若干，方许承顶；至发卖酒斤等项货物，车户设立名牌，独自霸揽，不令他人揽运，违禁把持者，枷号（拘留）两个月，杖一百。”此后又增加了“霸市欺人，致伤致死者，从严而议，无以宽纵”的规定。

据《北京商市》记载：清顺治年间，京西有个叫刘长龄的煤商，因独揽阜成门外的煤市，诨名“黑五爷”。他纠集一帮地痞、无赖，将门头沟一带“驼户”运来的煤炭强行低价收购，然后高价售出，不从者要么被轰走，要么遭打杀。他欺行霸市，无法无天，但一些官员还与其“投刺会饮”，从中得利。顺治九年（1652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洪承畴将刘长龄的罪行上奏皇上。顺治皇帝大怒，命掌管内三院的皇叔郑亲王济尔哈朗督办此案。不久刘长龄被捉拿问罪，并被斩首于菜市口，其党羽数十人分别领刑。与此案有牵连的多名官员有的被革职，有的被充军，为其充当“保护伞”的兵科（衙署）给事中（正五品）李运长被斩首。

定期“校勘街市斛斗秤尺”
　　缺斤短两要“撅秤杆儿”“杖六十”

坑害消费者利益最常见的行为是缺斤短两，为此，明清时期对度量衡严格管理。明朝规定，市场交易所用的度量衡必须与官府定制的标准相符，且经官府核定烙印后方可使用。明洪熙元年(1425年)、正统元年(1436年)、景泰二年(1451年)、成化五年(1469年)、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等，朝廷都曾颁布过核校度量衡法令。制作和校定标准量器之事最初由司农司负责，后改为工部。“凡度量衡，（工部）谨其校勘而颁之，悬式于市，而罪其不中度者”。官府对秤的制作也有明确规定：“锤儿无捅移，杆干要正直，量数儿须匀密。世人个个讨便宜，赖你成平易。铺面营生，出入一例，好名头从此起。轻重在眼里，权衡在手里，切不可差毫厘”。清律中也规定私造度量衡器具违法：“凡私造斛、斗、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将官降斛、斗、秤、尺作弊增减者，杖六十，工匠同罪。”

清代对缺斤短两的惩处也极为严厉。乾隆年间，兵马司官员“二至三日一次，定期校勘街市斛斗秤尺”，一旦发现有作弊的，当即处置，最直接的方式是将斛、斗、秤、尺没收或当场销毁，俗称“撅秤杆儿”、“砸秤盘儿”。嘉庆年间，前门外廊坊二条有家油盐店，掌柜的私下里备了两杆样式相同的秤，其中一杆让伙计使用，遇有兵马司官员校勘斛斗、秤尺，以此秤应付。另一杆为掌柜自己所用，但已做了手脚，修改了秤的定盘星，原本一斤为十六两，变成了一斤十三两，也就是称重时少给买家三两。一日，兵马司正副指挥突然亲自校勘街市上的斛斗、秤尺，当时掌柜的正在给买主称盐，兵马司官员破门而入，使他措手不及，作了假的秤被查出，当即被撅了秤杆儿，随后被羁押，“杖六十”，店铺被封三个月。

制假售假“各笞五十”
　　售卖变质猪肉致死“斩立决”

以次充好，制假售假也是市场上常见的，明律规定：“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货物“不牢固”，纺织品“纰薄”、“短狭”，均属次、劣商品；“不真实”，则是指冒牌、假伪或者以次充好者；“短狭”，也指尺寸不合格、数量不足的商品。

据传，清康熙年间，南城兵马司曾要求出售玉器、金银首饰等贵重商品的店铺在销售商品时，要与购买者立有合约，即承诺买回后五天内发现问题的，可以找卖方退货；卖方不退的，可以向官府“投诉”，由官府强令卖方退换。

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逢乾隆皇帝的母亲孝圣皇太后60大寿，满朝文武大臣便到处搜寻奇珍异宝以做寿礼。有位大臣从琉璃厂西口的“景德轩”瓷器店买了一个宣德年间的如意宝瓶，准备进贡给老太后。可巧当晚有位玩老瓷的朋友到访，于是请他给刚买的宝瓶掌掌眼。来人仔细看过之后断言，以此物之款识、器型、纹饰、胎釉及彩料而辨，绝非300年前宣德年所造，时不过五年，实为赝品。大臣闻之，怒气顿生，第二天便找到卖家。掌柜的自知理屈，退了钱款，但买者不饶，要问他的罪。掌柜的一个劲求饶，付了一张一千两的银票，算是赔罪，而那宝瓶也让买主给砸了，以免再去坑人。

明清时期对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均施以“重典”。《明代市场管理》载：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规定：“发卖猪羊肉灌水，及米麦等插（掺）和沙土货卖者，比依客商将官盐插和沙土货卖者，杖八十。”意思是说，凡是出售“注水肉”，以及为了增加重量，故意在粮食和食盐里掺沙土的，打八十大板。清代除了将此规定编入《大清律例·比引律条》外，乾隆年间又规定：“凡售以质变禽畜之肉，致人或亡或残者，施以重刑，不以宽饶。”

清代猪市（民国称猪市大街，今称东四西大街）以东四为中心，分散着数十家猪店和猪肉杠（也称肉铺），每天连夜将当天收购来的生猪宰杀，第二天出售。有的商户见利忘义，竟将已变质的猪肉出售。据传道光年间曾发生过因出售变质猪肉而出了命案。猪市东口有王氏猪肉杠，一年三伏天，从乡下收购一只病死的猪，连夜大卸八块，天亮后低价叫卖。不想当天下午便有多人找上门来，说吃过早上在这里买的猪肉后上吐下泻，有的已不省人事。此事很快报到兵马指挥司，因人命关天，兵马司立即上呈顺天府。当日王老板被捉拿，不久被判“斩立决”。

商品须明码标价每月“取勘诸物时估”
　　卖物以贱为贵“杖八十”

明初已由官方确定物价，实行每隔二三日“时其物价”，并规定“务要每月初旬取勘诸物时估，逐一核实，依期开报，毋致高抬少估，亏官损民”。民间市肆买卖一应货物的价格，“须从州县亲民衙门，按月从实申报合于上司”。宣德元年（1426年），朝廷颁令，凡“藏匿货物、高增价值”的商户，“以钞罚之”。《大明律》市廛门“把持行市”条规定：“凡诸物行人评估物价，或贵或贱，合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坐赃论。一两以下笞二十，犯止杖一百，徒三年，入己者准窃盗论”；“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若见人有所买卖，在傍高下比价，以相惑乱而取利者，笞四十。”

据《前门大栅栏史话》记载：清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京城大雪，多日不止，漕运及陆运均受阻，多家米庄、米面行、陆陈行（经营玉米、小米、小豆等杂粮）几近断货，为此一些商户哄抬粮价，“日涨三次”，于是有人到兵马司“投诉”。随即兵马司派人对前门大栅栏粮食夹道（今称粮食店街）等巡查，不到半日就查出二十多家粮店私涨粮价，有的粮价甚至比平日高出近一倍，随即上报。第二天，这些粮店、米庄有的被罚银，有的被封门。其中一家名为“宝成号”的米庄，私下里囤积大米百余石（约一万二千斤），以高价出售，被查出后全部充公，掌柜的被杖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