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袁崇焕这个问题上的各种史料缤纷繁杂，甚至自相矛盾甚多，因此，自从金庸在“碧血剑”中为袁崇焕翻案成为大英雄之后，袁崇焕的真实面目再次变的模糊起来。综合各种史料，在我看来，袁崇焕即使称不上“卖国”，其“民族英雄”的称号也绝对可疑。 首先来看崇祯3年杀袁崇焕的理由：：“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以市米则资盗”

　　所谓的袁崇焕的“卖粮资敌”的嫌疑，不是指直接对满清卖粮，而是指袁崇焕卖粮给了蒙古的喀喇沁部，这个部落又转卖给了满清，即间接资敌。从时间上看，由于蒙古内部各部落的征战，从崇祯元年二月喀喇沁写信给皇太极请求帮助开始，直到九月双方联合击败盘踞在喀喇沁旧地的察哈尔部，喀喇沁和后金开始有了共同利益。同年九月，喀喇沁又接受了明朝的封赏。从此时开始，这些明清夹缝中的蒙古部落开始了两面讨好的生活。崇祯二年正月，皇太极命令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和喀喇沁等蒙古部“悉遵我朝制度”，定旗分，从此喀喇沁成为后金非女真族的旗人。虽然史学界也认为，直到崇祯八年喀喇沁才接受后金定的旗分，分为喀喇沁左翼和喀喇沁右翼。第一任喀喇沁左翼的旗主，就是袁崇焕资敌问题中的主角之一“束不的部”的酋长。但不可否认的是，喀喇沁部已经成为后金一个重要的政治盟友。袁崇焕卖粮一事，是记录在崇祯二年三月部分，崇祯早已知晓，但在袁崇焕的强烈要求下，批示只允许计口卖粮。为什么袁崇焕要坚持卖米？袁崇焕的理由是：不卖米喀喇沁肯定会彻底倒向后金，卖米则可以稍为笼络。问题是，束不的部于五个月后与后金结盟。（八月束不的派使者到沈阳，而六月皇太极召集蒙古各部计划伐明时还没有束不的部参加）。这个结果明确的说明了袁崇焕的招抚政策失败。而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有多少米粮经由喀喇沁部运送至后金，目前尚无定论。但在当时毛文龙的东江镇几乎要饿死士兵的情况下，袁崇焕用米粮去和已经和后金结盟的蒙古喀喇沁部进行希望不大的招抚，的确有资敌之嫌，十分可疑。

　　 “以谋款则斩帅”

　　谋款者，议和也。早在天启帝之时，袁崇焕奏请议和，他认为：如此计议和一成，则贤于十万甲兵，乘势以窥彼虚实，乃复我防线……。奏请天启帝予以“便宜行事”，天启询问原因，袁崇焕解释道：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争取时间，以加强关外宁、锦等重镇的防御。 但凡有积极作用的议和，都是在本方取得一定优势的情况下，进行妥协，保住胜利成果的一种方式。而在当时，明军完全被后金压制，已经到了野战必败的程度，以这样的军事实力和后金进行议和，只能是与虎谋皮。而且，从实际效果来看，袁崇焕完全被皇太极的议和之计耍弄了： 在皇太极的兵力有限，无法多线作战，于是假装和明朝议和。第一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时，皇太极正暗中准备攻击朝鲜，第二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时，皇太极准备着南下征明。议和对于袁崇焕或皇太极来说都是为赢得时间而采取的计谋。皇太极开出的条件：每年十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一百万匹布作为和好之礼；又以每年东珠十颗，貂皮一千张，人参一千斤换取大明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缎，三十万匹布的互市条件，皇太极的苛刻条件证明了其毫无诚意可言。因此议和究竟为谁赢得了时间，历史已经证明了一切。另外，在明军军事上一败涂地的同时，议和作为政治上示弱的手段，大大影响了其他友邦对大明和后金的外交。蒙古各部一直首鼠两端地在大明和后金的争斗中进行观望，客观上讲稍稍偏向大明，正是袁崇焕的议和，让他们认清了大明对后金的畏惧，从而加剧了倒向后金的过程。
　　斩帅者，杀毛文龙也。毛文龙，字振南，浙江杭州人，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十一出生于杭州府钱塘县的松盛里。天启二年，毛文龙袭镇江，不数月，实授总兵官，开镇东江。官累至左都督，挂平辽将军印，加太子太傅，正一品节将。崇祯二年六月五日，被袁崇焕矫诏斩于双岛。
　　
　　首先，袁崇焕是“擅斩”毛文龙，即“矫诏”。袁崇焕是正二品文官，按明朝条律，有权节制毛文龙正一品武官。尽管袁崇焕有尚方宝剑，但是诛杀这样的地方大员，没有经过朝廷的许可，还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做个不恰当的类比，这有点四川省长突然把成都军区的司令员斩了的意思。何况，毛文龙很可能也有尚方宝），那么袁崇焕的作为就更加胆大包天了。再者自我国古代，像毛文龙这样的一品武将，未经皇帝批准，未等朝廷问罪，而擅自斩杀的，千古来便只有毛文龙一人！
　　其次，袁崇焕为毛文龙定的罪名是：“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
　　
　　说几个其中典型的：其“一当斩”，朝廷先后数次查核毛文龙的兵马，就在崇祯元年才核查过一次，而且天启帝和崇祯都有过旨意，对毛文龙粮饷从宽，因为东江镇有屯田军，是收留辽东流民的，所以东江镇不比一般军镇；而袁崇焕出关督师的时候还请崇祯撤了东江镇巡抚，毛文龙官拜左都督，要说没文官监制，首先就得找袁崇焕的责任。反观袁崇焕，由于在崇祯面前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又怕完不成任务，于是向崇祯提了很多苛刻的条件，例如“崇焕又言：‘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帝起立倾听，谕之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因此，袁崇焕是辽东军事力量中唯一没有其他监军的，没有登莱辽东巡抚，除了东江，没有其他持有尚方宝剑的督师。也就是说，毛文龙死后，整个蓟辽天津登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越过他直接向皇帝上奏的，这是多么大的权力啊，简直就是土皇帝了。因此可见这个“一当斩”的荒谬。
　　
　　其“三当斩”和“四当斩”，毛文龙有水师海船，也作海上贸易，因为就朝廷那点军饷还时常被克扣和拖欠根本不够，毛文龙从天启元年（1621年）到敌后开创东江镇几乎没有军饷粮饷，毛文龙死前上书崇祯还说明了八年只领了三次饷,一共120多万两银子，而袁崇焕一出关就有480万辽饷、米180万，另发内帑120万、铠甲40万具，红夷大炮10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这能比吗？    其“九当斩”，此条完全查无实据，纯属袁崇焕捏造。拜魏忠贤为父一事完全没有任何证据，仅见于袁崇焕一人所说，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朝中亦为此哗然。而且即使要“塑冕旒像”也应该在登州等繁华之地，塑于荒岛岂不可笑，这个所谓的魏忠贤生祠，也从来没有人见过，只有袁崇焕一人认定此生祠的存在。
　　
　　总之，袁崇焕为毛文龙定的这些罪名，比之崇祯为袁崇焕定的罪名，更加无稽。 而毛文龙生前对后金的牵制作用，是得到历任辽东督师的充分肯定的。　　
　　
　　“管铁骑营加衔都司毛文龙，弃儒从戎，志期灭虏，设防宽叆，凡夷地山川险阻之形，靡不洞悉；兵家攻守奇正之法，无不精通，实武牟中之有心机，有识见，有胆略，有作为者，岂能多得！” ——经略辽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 熊延弼
　　
　　“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力能结属国，总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酋。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巽软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与，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惭死无地。”——督理辽东军务大学士 孙承宗
　　
　　即使是对毛文龙战绩不满的兵部，给出的评价也是：“毛文龙灭奴虽不足，牵奴则有余。”
　　
　　袁崇焕擅斩毛文龙的重要原因，就是要统一指挥权，那么毛文龙死后东江镇是什么情况的呢？东江镇兵力二万八千被袁崇焕分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主之。其中毛文龙之子毛承祚才17岁，经验不足，而刘兴祚为从后金叛逃回来的汉军，由于向袁崇焕诬告毛文龙有降清之心得到提拔，是袁崇焕强行安插进入东江镇的一颗钉子，东江镇的实际掌权者其实是毛文龙的女婿陈继盛，问题是陈继盛即便管不到刘兴治，刘兴治更别想管到陈继盛。毛文龙死后，陈继盛也还干得不错，但仅一年后，崇祯3年4月，刘兴祚、刘兴治兄弟叛乱，杀陈继盛及钦差通判刘应鹤等官及其军卒百余人，然后投奔后金。东江镇自此不可收拾。后金失去了东江镇的牵制，迅速开始南侵，10月入关围北京城。
　　
　　东江镇的垮台，同时还带来了两个恶劣的后果：
　　
　　1、正一品的武将随便就被杀，没有任何安全感，大明武将变得非常敏感，其后袁崇焕和武将满桂闹到不可收拾，满桂最后在金銮殿上向崇祯哭诉袁崇焕要杀他），成为压倒袁崇焕的最后一根稻草，除了平时满桂和袁崇焕的积怨，我认为也有毛文龙事件的心理影响。
　　
　　2、东江镇混乱以后，由于长期的矛盾，不少东江武将相继叛乱，最后竟投入后金。东江士卒，多于后金所略之地的辽人，和后金多有家破人亡的刻骨仇恨，当皇太极继位后，大肆笼络汉人，东江叛将竟能投降后金，与辽东守军的矛盾可见一斑。投降的人中，最有名的就是东江三矿徒（这三个武将都当过矿工）：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孔有德因为死得早，名气稍差，耿仲明也是死得早，爵位被孙子世袭了，其孙子叫耿精忠。不用说了吧，康熙年间三藩之乱的两个主角就在这里了。他们投入后金以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尚可喜，他投入后金以后，他的水师成为清军水师的核心力量，干翻了残余东江水师，还把大明的辽西、北直隶和山东水师也拍得不敢出港。
　　
　　当然，怀疑袁崇焕，也不用抬高毛文龙。毛文龙前期舍命杀敌是真，后期保存实力，有贪功，冒饷、不肯受节制，难以调遣等问题也是真。而且毛文龙把总部设在朝鲜，清军攻朝鲜却不救，最后还是由袁崇焕来背失去朝鲜这个黑锅，可见毛文龙自己小算盘也是打的很精的。但小疵不能乱大谋，袁崇焕杀毛文龙系冤杀，这基本是定论。
　　
　　“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

　　这个说的就是皇太极入关围北京城的己巳之变。 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于榛子镇接到崇祯圣旨，得调度指挥各镇援兵之权，这个情节也很重要，清楚的说明了蓟门失手不单单是蓟门守将刘策的责任。事实是袁大人获得指挥权。但其指挥非常值得商榷。十一月初九，袁大人到了蓟州顺天府。十一月初十，袁崇焕上疏崇祯，曰：“入蓟州稍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敌越蓟西”。（《明实录》十一月丙申）其中这个“必不令敌越蓟西”是袁大人继“五年平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后又一经典。
　　
　　袁崇焕上疏后便开始部署蓟州防御。此时，蓟门守将刘策和各路兵马汇集蓟州。刘策驻地是在密云，昌平总兵尤世威原来是驻守昌平的。十一月初九，刘策率军援守蓟州，尤世威而防通州蓟州两地之间，但袁大人却将兵力分散布防于蓟西各地，他令刘策回守密云，命尤世威回防昌平，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袁大人这个部署：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其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怀宗实录》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崇祯实录》 　　
　　
　　“令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守密云。”《崇祯长编》
　　
　　其余：玉田蔡裕及龚彰部关宁军步兵3千，丰润参将邹宗武部关宁军步兵2千，永平关宁军步兵参将杨春部3千并游击钟宇部（数量不详），迁安游击满库部关宁军步兵2千，建昌刘镇华关宁军步兵2千。总督刘策部回密云，尤世威回昌平，三河侯世禄。 事后看来除能守住蓟州城外，玉田、丰润、迁安、建昌、三河、顺义，若皇太极主力攻击没有一处能守住。 皇太极力强却兵力集中，袁崇焕力弱却分兵。 袁崇焕是想处处设防，但等于处处不防。 朝野对袁崇焕战守布置非议甚多，孙承宗更指出集中兵力紧守蓟州三河一线为要务，否则敌人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事实证明，由于保定兵和昌平兵的远去，蓟州防备兵力严重不足，连起码的侦防也做不到，结果皇太极轻易越过蓟州直趋北京，袁大人直到十一月初十四才发觉方提兵追赶，被朝庭寄与厚望的蓟西防线竟不经一战便完全失效。
　　
　　袁崇焕的关宁军在北京保卫战中同样让人失望。
　　
　　先来看与袁崇焕势不两立的满桂的德胜门之战。德胜门之战是满桂5000本部、侯世禄5000本部和 1万多京营，对阵皇太极亲自率领的6万主力。满桂在德胜门与皇太极血战数日，大小二十余战，虽然因为兵力的悬殊未能取得胜势，但也压制住了后金的攻击势头，互有伤亡，使得皇太极一举占领北京的计划破产。在一次战斗中，满桂因为兵少不支，退往广渠门附近，想要袁崇焕的部队接应，却遭流矢射中，而一直心怀芥蒂的满桂从而一口咬定，是袁崇焕放的冷箭，直至闹上金銮殿。
　　
　　说完了德胜门之战，我们来看广渠门之战。袁崇焕15000关宁军面对的仅仅是正白旗2000游兵和数千被裹胁参战心无斗志的蒙古军队，即使是这样，袁崇焕的部队竟然有三分之一在副将王承胤带领下临阵逃跑，这就是袁崇焕竭天下之饷练成的“关宁铁骑”的真实写照。 等到崇祯将袁崇焕下狱，关宁军随袁崇焕回京救援的祖大寿惧并诛，毁山海关出。思宗命崇焕以书招之，乃安。这到底是朝廷经制之兵啊？还是袁督师的袁家军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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