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死刑出现在人类社会中，它的发展经历了一段遍地鲜血残忍无比的过程。从最早的“挂拉分”到轮刑，无一不是将死亡带来的身心痛苦最大程度延续和扩大。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处死人变得越来越常见，必须有一种简单、廉价的执行方式才能满足这巨大的需求量，绞刑遂得到了热捧。

相比于轮刑和“挂拉分”，砍头更加快捷，相比绞刑，砍头又太过血腥，因为后者毕竟留有全尸。砍头这种手段，由于视觉上的极度刺激，在如今看来是丧失人性、极其残忍的。

在断头台出现前，砍头是件手艺活，事实上，它从来不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种利索地“一刀两断”，由于脖颈是由多节骨头组成，想要一刀断头，需要非常准确地让刀刃砍过骨头连接处，技艺不高的刽子手常常需要再次返工，比如苏格兰的玛丽·斯图亚特女王就悲催地挨了三刀，才掉了脑袋。



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



正式的断头台诞生于18世纪晚期，它最早的雏形被称为哈利法克斯刑架，可追溯到1066年。这种刑架为单一的木质结构，推测高度约4.6米，刀片是一个斧头，被固定在正上方的一根1.2米长的横梁底部，横梁可以在柱子的凹槽中上下滑动。

随着启蒙运动在法国的流行，一些进步思想家呼吁，即使是对死刑犯也应该进行人道处决，其中就包括法国医生Joseph-Ignace Guillotin。他认为死刑设施应该简单高效，并且应当在私下进行，而不是在公开场合。

他积极地倡导开发新式刑具，恰好此的法王路易十六是个机械迷，对于这样的新式机械的发明自然是大力支持，甚至亲自参与其中。讽刺地是，1793年路易十六被处决，使用的就是自己参与设计的断头台。



Joseph-Ignace Guillotin设计的两种断头台

如今我们说砍头是一种残忍的行为，是因为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对残忍死刑仪式的反感是自然和本能的，但实际上并不是。

18世纪中叶的市民，一听到一位国家元首即将在附近的公共广场上被处死，便会争相奔赴。他们愿意为观看的最佳位置出高价，对画面表现不适的人反而会被嘲笑。我们对真实灾祸的痴迷远比我们对纯属演戏的困苦磨难的兴趣更加不可阻挡。

围绕着砍头的断头台肖像曾一度流行——上方是刽子手揪住头发的脑袋，下面是刚刚被割断的脖子在滴着血。断头台肖像看上去仿佛是“写生”，刚好就在它的表现对象是被“夺去生命”的那一刻。

断头台上的死亡从受害人的生活故事中取出来模棱两可的歧义性——证据、动机和判断的歧义，只留下一项重要品格特征：此人因叛国罪被处死。



古典画作中不乏砍头的作品，来自圣经或神话。超现实主义作家乔治巴塔耶认为，艺术诞生于一个不可能愈合的伤口，艺术使得永恒的伤口成为可能，斩首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使他们可以和自己的恶魔搏斗，思考自己难逃一死的命运。

有些艺术家，比如卡拉瓦乔，似乎打算延伸生死之间的边界，用艺术使其保持开放性，探索其内部空间，一名叫做卡特勒肖的艺术家说：如同生命一样，死亡也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改变的过程，艺术使得一件被断头台物化的生命再次复活。



阿特米西雅·简特莱斯基
《犹滴斩杀荷罗浮尼》



阿罗约 《犹滴手持荷罗浮尼的头》
如果断头这件事儿听上去就毛骨悚然，不知道那些热爱收集头颅的人又有着怎样的心态。

历史上对于头颅的收集并不是个秘密。很多博物馆都有自己的干缩人头或者骷髅标本。特别是当一个头颅待在地面上的时间越长，它就越不容易被埋到地下——当时间流逝，扭曲的面部使它变得越来越失去“人性”，变得客观化，成为一件诡异的物品。它所代表的含义要远远超过它被制作时的骇人历史，占据了人们的好奇。

和砍断的头颅息息相关的死亡，在现代医学还未涉足前是个无比神秘的领域。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活人一直转向死人寻求魔力，他们认为这种死亡将一个人的能量集聚在头颅中，而通过占有头颅可以得到这种能量，使病痛痊愈、化险为夷。死人身上看似能够抵抗腐烂的部件似乎等同于抵抗死亡，充满了生的力量。



约西亚·威尔金森花230英镑买下了克伦威尔的头颅，并开始抱着它到处炫耀

战争中，士兵将砍下的人头作为战利品，因为这意味着在他战场上近距离目睹了原始的行为，并克服种种不利因素幸存下来。

头颅的数量是地位和尊敬的标志，它断言了一个勇士的技能和力量，也昭示了一种可怕的事实：事情的发展也可能出现在拥有头颅的人身上。

圣徒的头颅更是如此——被制作成木乃伊的圣人头颅由于宗教的原因显得更加神秘，它们被教会的财富装点着，被信徒的狂热包裹着，那些身体部件看上去有某种东西历久犹存，可以塑造活人的生命。



牛津皮特河博物馆内部图

对死亡的无知反映在对死人的态度上。由于觉得人血可以治病而在死后被觊觎鲜血的，可不止鲁迅笔下的秋瑾。

罪犯的身体交易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一直存在。药店里甚至公然出售人骨和已木乃伊化的遗骸，因为人们相信这些东西可以让人恢复健康。

16世纪著名的医生帕拉塞尔苏斯相信，当一个人的生命突然被剥夺，精气会被卡在骨头内，仿佛它们来不及逃脱。他建议用被砍之头人的血治疗癫痫。

这些治疗方法在西方几百年来被广泛应用，丹麦的癫痫患者围在断头台周围，手持杯子，准备痛饮从那还在颤抖着的身体中流出的鲜血。



断头机的第一次行刑

随着现代医学起步，头颅这样不可忽视的部位开始具有极重要的科研价值，研究者对人头的挚爱从颅骨到脑髓，发展出了从“颅相学”到脑补研究的一整个完整过程。

由于颅相学提倡者信赖人的头骨可以解读人的性格，它们位于大脑的不同部分并在头盖骨上留下物理印记，从记忆、语言到机智、傲慢。这些人对于颅骨的追求走火入魔，甚至不惜违法获得它们。

颅相学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兜售者的技巧，最有说服力的颅相学家平衡了科学权威的架势派头和舞台表演的戏剧效果。这种新奇玩意儿随着对颅内大脑的研究日渐成型而失去市场。虽然黏糊糊、极易变形的大脑比颅骨要难处理的多。



书中从人头收集、斩首、解剖的角度证明了人权主义的发展。

1900年前后，从墓地窃取人头被严格禁止，科学家开始互相捐献自己的脑袋，这保证了这些优秀的脑袋不会被浪费，也不会被粗鲁肮脏地对待。

医学院里习惯和死人打交道的学生说，切开一个选择捐献遗体给科学的人，与切开一个没有选择权利的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头颅和它剩余的身体一样，不再简单被物化。

科学家至今无法将死亡精准化，被砍头后的人是否依旧具有意识，这样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得到回答的。

虽然有疯狂的学生等在断头台下，对着被砍下的7颗人头大喊：“你听到我说话吗？”甚至有具有奉献精神的杀人犯，皮埃尔-弗郎索瓦·拉塞奈尔，答应监狱医生，处决后会闭上左眼睁开右眼，但医生等了又等，那颗臭名昭著的脑袋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这里的悖论是，即使有意识，脑袋可能动弹不了，而脑袋动弹了，也不能说明就意识的存在，这完全可能只是神经的抽搐。

现代科学使人们对未来有着各种疯狂的期望：譬如在弥留之际通过科学手段切掉脑袋，将其冰冻起来，等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给予他们一个全新的身体，让他们如同从睡梦中苏醒一样复活过来。

被砍下的人头，不管是保存完好，还是化为骷髅，它都在另外一个世界看着们，我们所有人都注定要去那里。

用一具经典格言来说，这句颅骨是在宣布：“尔之今日，正像我之从前；我之现在，恰如尔之将来。”

自死刑出现在人类社会中，它的发展经历了一段遍地鲜血残忍无比的过程。从最早的“挂拉分”到轮刑，无一不是将死亡带来的身心痛苦最大程度延续和扩大。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处死人变得越来越常见，必须有一种简单、廉价的执行方式才能满足这巨大的需求量，绞刑遂得到了热捧。

相比于轮刑和“挂拉分”，砍头更加快捷，相比绞刑，砍头又太过血腥，因为后者毕竟留有全尸。砍头这种手段，由于视觉上的极度刺激，在如今看来是丧失人性、极其残忍的。

在断头台出现前，砍头是件手艺活，事实上，它从来不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种利索地“一刀两断”，由于脖颈是由多节骨头组成，想要一刀断头，需要非常准确地让刀刃砍过骨头连接处，技艺不高的刽子手常常需要再次返工，比如苏格兰的玛丽·斯图亚特女王就悲催地挨了三刀，才掉了脑袋。



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



正式的断头台诞生于18世纪晚期，它最早的雏形被称为哈利法克斯刑架，可追溯到1066年。这种刑架为单一的木质结构，推测高度约4.6米，刀片是一个斧头，被固定在正上方的一根1.2米长的横梁底部，横梁可以在柱子的凹槽中上下滑动。

随着启蒙运动在法国的流行，一些进步思想家呼吁，即使是对死刑犯也应该进行人道处决，其中就包括法国医生Joseph-Ignace Guillotin。他认为死刑设施应该简单高效，并且应当在私下进行，而不是在公开场合。

他积极地倡导开发新式刑具，恰好此的法王路易十六是个机械迷，对于这样的新式机械的发明自然是大力支持，甚至亲自参与其中。讽刺地是，1793年路易十六被处决，使用的就是自己参与设计的断头台。



Joseph-Ignace Guillotin设计的两种断头台

如今我们说砍头是一种残忍的行为，是因为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对残忍死刑仪式的反感是自然和本能的，但实际上并不是。

18世纪中叶的市民，一听到一位国家元首即将在附近的公共广场上被处死，便会争相奔赴。他们愿意为观看的最佳位置出高价，对画面表现不适的人反而会被嘲笑。我们对真实灾祸的痴迷远比我们对纯属演戏的困苦磨难的兴趣更加不可阻挡。

围绕着砍头的断头台肖像曾一度流行——上方是刽子手揪住头发的脑袋，下面是刚刚被割断的脖子在滴着血。断头台肖像看上去仿佛是“写生”，刚好就在它的表现对象是被“夺去生命”的那一刻。

断头台上的死亡从受害人的生活故事中取出来模棱两可的歧义性——证据、动机和判断的歧义，只留下一项重要品格特征：此人因叛国罪被处死。



古典画作中不乏砍头的作品，来自圣经或神话。超现实主义作家乔治巴塔耶认为，艺术诞生于一个不可能愈合的伤口，艺术使得永恒的伤口成为可能，斩首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使他们可以和自己的恶魔搏斗，思考自己难逃一死的命运。

有些艺术家，比如卡拉瓦乔，似乎打算延伸生死之间的边界，用艺术使其保持开放性，探索其内部空间，一名叫做卡特勒肖的艺术家说：如同生命一样，死亡也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改变的过程，艺术使得一件被断头台物化的生命再次复活。



阿特米西雅·简特莱斯基
《犹滴斩杀荷罗浮尼》



阿罗约 《犹滴手持荷罗浮尼的头》
如果断头这件事儿听上去就毛骨悚然，不知道那些热爱收集头颅的人又有着怎样的心态。

历史上对于头颅的收集并不是个秘密。很多博物馆都有自己的干缩人头或者骷髅标本。特别是当一个头颅待在地面上的时间越长，它就越不容易被埋到地下——当时间流逝，扭曲的面部使它变得越来越失去“人性”，变得客观化，成为一件诡异的物品。它所代表的含义要远远超过它被制作时的骇人历史，占据了人们的好奇。

和砍断的头颅息息相关的死亡，在现代医学还未涉足前是个无比神秘的领域。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活人一直转向死人寻求魔力，他们认为这种死亡将一个人的能量集聚在头颅中，而通过占有头颅可以得到这种能量，使病痛痊愈、化险为夷。死人身上看似能够抵抗腐烂的部件似乎等同于抵抗死亡，充满了生的力量。



约西亚·威尔金森花230英镑买下了克伦威尔的头颅，并开始抱着它到处炫耀

战争中，士兵将砍下的人头作为战利品，因为这意味着在他战场上近距离目睹了原始的行为，并克服种种不利因素幸存下来。

头颅的数量是地位和尊敬的标志，它断言了一个勇士的技能和力量，也昭示了一种可怕的事实：事情的发展也可能出现在拥有头颅的人身上。

圣徒的头颅更是如此——被制作成木乃伊的圣人头颅由于宗教的原因显得更加神秘，它们被教会的财富装点着，被信徒的狂热包裹着，那些身体部件看上去有某种东西历久犹存，可以塑造活人的生命。



牛津皮特河博物馆内部图

对死亡的无知反映在对死人的态度上。由于觉得人血可以治病而在死后被觊觎鲜血的，可不止鲁迅笔下的秋瑾。

罪犯的身体交易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一直存在。药店里甚至公然出售人骨和已木乃伊化的遗骸，因为人们相信这些东西可以让人恢复健康。

16世纪著名的医生帕拉塞尔苏斯相信，当一个人的生命突然被剥夺，精气会被卡在骨头内，仿佛它们来不及逃脱。他建议用被砍之头人的血治疗癫痫。

这些治疗方法在西方几百年来被广泛应用，丹麦的癫痫患者围在断头台周围，手持杯子，准备痛饮从那还在颤抖着的身体中流出的鲜血。



断头机的第一次行刑

随着现代医学起步，头颅这样不可忽视的部位开始具有极重要的科研价值，研究者对人头的挚爱从颅骨到脑髓，发展出了从“颅相学”到脑补研究的一整个完整过程。

由于颅相学提倡者信赖人的头骨可以解读人的性格，它们位于大脑的不同部分并在头盖骨上留下物理印记，从记忆、语言到机智、傲慢。这些人对于颅骨的追求走火入魔，甚至不惜违法获得它们。

颅相学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兜售者的技巧，最有说服力的颅相学家平衡了科学权威的架势派头和舞台表演的戏剧效果。这种新奇玩意儿随着对颅内大脑的研究日渐成型而失去市场。虽然黏糊糊、极易变形的大脑比颅骨要难处理的多。



书中从人头收集、斩首、解剖的角度证明了人权主义的发展。

1900年前后，从墓地窃取人头被严格禁止，科学家开始互相捐献自己的脑袋，这保证了这些优秀的脑袋不会被浪费，也不会被粗鲁肮脏地对待。

医学院里习惯和死人打交道的学生说，切开一个选择捐献遗体给科学的人，与切开一个没有选择权利的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头颅和它剩余的身体一样，不再简单被物化。

科学家至今无法将死亡精准化，被砍头后的人是否依旧具有意识，这样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得到回答的。

虽然有疯狂的学生等在断头台下，对着被砍下的7颗人头大喊：“你听到我说话吗？”甚至有具有奉献精神的杀人犯，皮埃尔-弗郎索瓦·拉塞奈尔，答应监狱医生，处决后会闭上左眼睁开右眼，但医生等了又等，那颗臭名昭著的脑袋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这里的悖论是，即使有意识，脑袋可能动弹不了，而脑袋动弹了，也不能说明就意识的存在，这完全可能只是神经的抽搐。

现代科学使人们对未来有着各种疯狂的期望：譬如在弥留之际通过科学手段切掉脑袋，将其冰冻起来，等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给予他们一个全新的身体，让他们如同从睡梦中苏醒一样复活过来。

被砍下的人头，不管是保存完好，还是化为骷髅，它都在另外一个世界看着们，我们所有人都注定要去那里。

用一具经典格言来说，这句颅骨是在宣布：“尔之今日，正像我之从前；我之现在，恰如尔之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