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僧界均讲修性，但讲究性命双修者也不乏其人，况且汉地僧人不少具有厚实的儒道文化之底蕴。中国化的禅宗就融合了儒家之中和，道家之虚静，佛家之空灵，尤其是儒道两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性命双修”(儒道的“坐忘”、“存思”，与禅宗的禅定有异曲同工之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禅宗文化。禅宗祖庭少林寺的历代高僧，在修禅的基础上，均大胆汲取了儒道两家之内修精华(禅宗二祖慧可的父母是虔诚的道教徒，慧可幼时即信道教，爱好“老庄”)。可以这么说，中国禅宗的创立，儒道两家功不可没。这就好比当年的毛泽东，将外来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毛泽东思想一样。再比如，幼年在净土寺启蒙就读老庄诸学的唐代高僧玄奘，除了将取经回来的《大般若经》等佛经译成汉文外，也曾将汉地的宝典《老子》译成梵文传播出去。唐代的另一位高僧慧海在其《顿悟人道要门论》中说：“又问儒道释三教为同为异?师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卜机者执之即异。总从一性上起用，机见差别成二。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异同。”’创立净十宗的高僧慧远，《高僧传》卷六有云：“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长大为僧后的慧远，其讲经说法之时，旁征博引，诸如老庄、《易经》、《论语》之类，随手拈来，神解佳妙。明末高僧憨山，幼年即学于南京报恩寺，熟读《四书》、《易经》，尤喜老庄。出家后未能忘情，于禅暇“细玩沉思，有言会心”，曾注老子《道德经》与《庄子》内七篇，指出老庄的“无为”可以治国，可以修身。他还说，《老子》本意和《楞严经》一致，即破除执著。在这一点上，佛书更甚于《老子》，故二本书可以互相发明。
　　至于谈到性命双修的高僧，则应首先谈谈天台宗的创始人智凯之师慧思。慧思在佛道的共同修炼之地中岳嵩山拜慧文为师，昼谈义理，夜观禅法，终成一位禅智兼重、定慧双开的禅师。曾有几次，他吃了被人下毒的饭食，几乎到了五脏烂损的地步，然而却均被他束身长坐，用精湛的禅修功夫炼气自治。据传，他能炼气为神，炼神为虚，往往练至身如云影、相觉体空之境，于是心性廓然，所苦尽消，并奇迹般活了下来。有学者指出，印度禅以定为主，传至中国后，一至智凯而引观慧人禅定中，主张定慧双运；再至慧能以老庄悟道学来代替静虑，弃戒定慧三学之定慧，而直取道家之了悟体验，彻底地使印度禅改变为中国禅(见《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萧登福著，2003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智凯禅师在其《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说：“脐下一寸，名忧陀那，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止不散，经久即多有所治。”很显然，这就类似于道教养生导引的守窍于丹田了。其他诸如将道教的吹呼唏呵嘘咽六气治病法，用来治疗止观禅所衍生的病症，以及不同时辰所产生的魔扰及破除法，还有以中土阴阳五行的生克关系来配合佛教说禅定等，均表明此受过道教的影响。南北朝时北魏僧人昙峦(亦作鸾)，少年出家研修佛学，后师从南朝名道陶弘景修炼内丹，陶氏授以《仙经》、《云笈七签》等。昙峦除了调心炼气外，还著有《调气治疗方》、《疗百病杂丸方》，惜乎均佚。古籍《云笈七签·卷五九》，载有“昙鸾法师服气法”。宋代薛道光，初为僧，后转为道，师从南派张伯端弟子石泰，著有《还丹复命篇》、《骨髓歌》等。明代的伍守阳，乃今江西南昌人，幼孤贫好学，于佛学造诣甚深，后师从全真教龙门派传人曹还阳等，学道有成后著有《仙佛合宗语录》、《天仙证理》、《金丹要诀》、《伍真人丹道九篇》等，影响颇大．与其弟子柳华阳合称伍柳派，是明清时代较有名气的性命双修派。柳华阳原为落发僧人，后师从伍守阳，讲究性命双修，并著有《金仙证论》、《慧命经》，书中论述了内丹与坐禅之法。民国时期颇有名声的千峰老人赵避尘，道号顺一子，为龙门派第十一代传人。赵氏曾投师30余人，然知性命双修者仅五六位而已。其中有位悟蟾僧人，乃是江苏淮安一个小寺院的方丈，他外讲佛经，内炼性命双修之道。赵氏于光绪二十年拜在其门下。悟蟾和尚寿至132岁。柳华阳门下弟子了然、了空和尚均为全真道龙门派第十代传人。了空法师则于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59年1收外度弟子赵避尘。
　　著名道教学者萧天石在其《道海玄微》一书中，介绍了救其性命的“四川活罗汉”光厚禅师。这位奇僧“一生行事，活人无数，度人无数，而每救活一人，于自己功行又必有所损，故实为超罗汉而即身成佛之人”。民国时期，在四川的禅宗大德袁焕仙及其弟子南怀瑾，均先后拜在光厚禅师门下，从其习禅定。萧天石先生于1924年皈依佛门，禅师正住持成都圣佛寺，每日上午为人疗疾，行医时不把脉，不开方，不吃药，唯以“大拇指头烧病”。其时，萧氏正患大病，中西医匀束手无策，连全国著名的神经科大夫陈工林，也认定难治，遂嘱其妻准备后事。也是他命不该绝，万般无奈之下便就治于光厚禅师，竟然起死回生，不药而愈。病愈之后，萧氏即皈依为其弟子。光厚禅师系幼年出家，曾先后拜朝四大名山，遍访百千古刹；初习净土，中习密宗兼修丹道，最后归于禅宗。其静坐兼采道密二家上乘之不传法。自证道后四十余年，每夜均静坐达旦，不睡不眠，卧室内无床无被无蚊帐，仅一蒲团而已。冬夏一纳衣，无寒无暑。1944年冬，与几位法师群宿峨眉金顶寺于万仞峭壁悬崖间，宴坐七日夜始归。在那云封千山、冰锁万岭、漫天风雪、一望无垠处，光厚禅师仍是单衣一袭，不食不饥，不饮不渴，随去者往视其坐处，只见周围三四尺内冰消雪融，苍岩毕露，观者无不吐舌称奇。其为人疗疾时，常以掌心贴于患者穴道上，以其自身修得之元阳真气透入患者穴道，患者自觉有一股热气循穴道而缓缓潜行，渐感热不可当，周身大汗，舒适异常。禅师自称此为“三昧普疗法”。金丹家常用此法自疗百病，并得使百病不侵，所谓“不药方为道，无病始近仙”。萧氏病愈之后，光厚禅师告诉他，宜再访求丹道派名师而师事之，并云：“言性功，佛家较道家为深远；言命功，则道家较佛家为高明。你宜先重命功，再事性功，切不可囿于门户之见也。”还曾谓：“达摩西来，直至六祖，均为一脉单传，六祖而后，方有五宗七派之分。临济之玄要，洞山之君臣，伪仰之体用，云门之三关，法眼之六相，均无非自我立宗，徒增分歧耳。”又道：“即南能北秀之分，南顿北渐之事，均堕在知见是非境中。佛祖拈花微笑，即传正法眼藏，涅?妙心，并无一语，岂有顿渐?一生心意识，即落病中。佛法无法，万千差别法，皆非佛法。能大而化之，则自可同万不同矣。学道人，心眼总要能大，一落在小中，便无可救药矣。”他对弟子常以“参禅以能脱禅病为第一，学佛以不着佛相为第一”为教，并对宗门中好用机智权术及小巧小慧者，深自痛恨。一生从不用棒喝与弹指竖佛等一切宗门手段，也不喜历代公案行为，谓此如同射覆猜谜，绝非佛事。他认为：“学佛参禅，首在本分做人，离人而说佛说禅，谈心谈性，总属离经背道，愈说愈远。本平常心，做平常事，即可人人是佛，不必他求。”凡此类语，可圈可点，莫非千古名言。行笔至此，笔者对光厚禅师的修为与言行，真有太史公所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感慨。为获同感，余曾询于僧界友人祥浩法师，他亦赞叹之。如此，不禁相对而笑也。

一般来说，僧界均讲修性，但讲究性命双修者也不乏其人，况且汉地僧人不少具有厚实的儒道文化之底蕴。中国化的禅宗就融合了儒家之中和，道家之虚静，佛家之空灵，尤其是儒道两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性命双修”(儒道的“坐忘”、“存思”，与禅宗的禅定有异曲同工之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禅宗文化。禅宗祖庭少林寺的历代高僧，在修禅的基础上，均大胆汲取了儒道两家之内修精华(禅宗二祖慧可的父母是虔诚的道教徒，慧可幼时即信道教，爱好“老庄”)。可以这么说，中国禅宗的创立，儒道两家功不可没。这就好比当年的毛泽东，将外来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毛泽东思想一样。再比如，幼年在净土寺启蒙就读老庄诸学的唐代高僧玄奘，除了将取经回来的《大般若经》等佛经译成汉文外，也曾将汉地的宝典《老子》译成梵文传播出去。唐代的另一位高僧慧海在其《顿悟人道要门论》中说：“又问儒道释三教为同为异?师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卜机者执之即异。总从一性上起用，机见差别成二。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异同。”’创立净十宗的高僧慧远，《高僧传》卷六有云：“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长大为僧后的慧远，其讲经说法之时，旁征博引，诸如老庄、《易经》、《论语》之类，随手拈来，神解佳妙。明末高僧憨山，幼年即学于南京报恩寺，熟读《四书》、《易经》，尤喜老庄。出家后未能忘情，于禅暇“细玩沉思，有言会心”，曾注老子《道德经》与《庄子》内七篇，指出老庄的“无为”可以治国，可以修身。他还说，《老子》本意和《楞严经》一致，即破除执著。在这一点上，佛书更甚于《老子》，故二本书可以互相发明。
　　至于谈到性命双修的高僧，则应首先谈谈天台宗的创始人智凯之师慧思。慧思在佛道的共同修炼之地中岳嵩山拜慧文为师，昼谈义理，夜观禅法，终成一位禅智兼重、定慧双开的禅师。曾有几次，他吃了被人下毒的饭食，几乎到了五脏烂损的地步，然而却均被他束身长坐，用精湛的禅修功夫炼气自治。据传，他能炼气为神，炼神为虚，往往练至身如云影、相觉体空之境，于是心性廓然，所苦尽消，并奇迹般活了下来。有学者指出，印度禅以定为主，传至中国后，一至智凯而引观慧人禅定中，主张定慧双运；再至慧能以老庄悟道学来代替静虑，弃戒定慧三学之定慧，而直取道家之了悟体验，彻底地使印度禅改变为中国禅(见《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萧登福著，2003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智凯禅师在其《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说：“脐下一寸，名忧陀那，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止不散，经久即多有所治。”很显然，这就类似于道教养生导引的守窍于丹田了。其他诸如将道教的吹呼唏呵嘘咽六气治病法，用来治疗止观禅所衍生的病症，以及不同时辰所产生的魔扰及破除法，还有以中土阴阳五行的生克关系来配合佛教说禅定等，均表明此受过道教的影响。南北朝时北魏僧人昙峦(亦作鸾)，少年出家研修佛学，后师从南朝名道陶弘景修炼内丹，陶氏授以《仙经》、《云笈七签》等。昙峦除了调心炼气外，还著有《调气治疗方》、《疗百病杂丸方》，惜乎均佚。古籍《云笈七签·卷五九》，载有“昙鸾法师服气法”。宋代薛道光，初为僧，后转为道，师从南派张伯端弟子石泰，著有《还丹复命篇》、《骨髓歌》等。明代的伍守阳，乃今江西南昌人，幼孤贫好学，于佛学造诣甚深，后师从全真教龙门派传人曹还阳等，学道有成后著有《仙佛合宗语录》、《天仙证理》、《金丹要诀》、《伍真人丹道九篇》等，影响颇大．与其弟子柳华阳合称伍柳派，是明清时代较有名气的性命双修派。柳华阳原为落发僧人，后师从伍守阳，讲究性命双修，并著有《金仙证论》、《慧命经》，书中论述了内丹与坐禅之法。民国时期颇有名声的千峰老人赵避尘，道号顺一子，为龙门派第十一代传人。赵氏曾投师30余人，然知性命双修者仅五六位而已。其中有位悟蟾僧人，乃是江苏淮安一个小寺院的方丈，他外讲佛经，内炼性命双修之道。赵氏于光绪二十年拜在其门下。悟蟾和尚寿至132岁。柳华阳门下弟子了然、了空和尚均为全真道龙门派第十代传人。了空法师则于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59年1收外度弟子赵避尘。
　　著名道教学者萧天石在其《道海玄微》一书中，介绍了救其性命的“四川活罗汉”光厚禅师。这位奇僧“一生行事，活人无数，度人无数，而每救活一人，于自己功行又必有所损，故实为超罗汉而即身成佛之人”。民国时期，在四川的禅宗大德袁焕仙及其弟子南怀瑾，均先后拜在光厚禅师门下，从其习禅定。萧天石先生于1924年皈依佛门，禅师正住持成都圣佛寺，每日上午为人疗疾，行医时不把脉，不开方，不吃药，唯以“大拇指头烧病”。其时，萧氏正患大病，中西医匀束手无策，连全国著名的神经科大夫陈工林，也认定难治，遂嘱其妻准备后事。也是他命不该绝，万般无奈之下便就治于光厚禅师，竟然起死回生，不药而愈。病愈之后，萧氏即皈依为其弟子。光厚禅师系幼年出家，曾先后拜朝四大名山，遍访百千古刹；初习净土，中习密宗兼修丹道，最后归于禅宗。其静坐兼采道密二家上乘之不传法。自证道后四十余年，每夜均静坐达旦，不睡不眠，卧室内无床无被无蚊帐，仅一蒲团而已。冬夏一纳衣，无寒无暑。1944年冬，与几位法师群宿峨眉金顶寺于万仞峭壁悬崖间，宴坐七日夜始归。在那云封千山、冰锁万岭、漫天风雪、一望无垠处，光厚禅师仍是单衣一袭，不食不饥，不饮不渴，随去者往视其坐处，只见周围三四尺内冰消雪融，苍岩毕露，观者无不吐舌称奇。其为人疗疾时，常以掌心贴于患者穴道上，以其自身修得之元阳真气透入患者穴道，患者自觉有一股热气循穴道而缓缓潜行，渐感热不可当，周身大汗，舒适异常。禅师自称此为“三昧普疗法”。金丹家常用此法自疗百病，并得使百病不侵，所谓“不药方为道，无病始近仙”。萧氏病愈之后，光厚禅师告诉他，宜再访求丹道派名师而师事之，并云：“言性功，佛家较道家为深远；言命功，则道家较佛家为高明。你宜先重命功，再事性功，切不可囿于门户之见也。”还曾谓：“达摩西来，直至六祖，均为一脉单传，六祖而后，方有五宗七派之分。临济之玄要，洞山之君臣，伪仰之体用，云门之三关，法眼之六相，均无非自我立宗，徒增分歧耳。”又道：“即南能北秀之分，南顿北渐之事，均堕在知见是非境中。佛祖拈花微笑，即传正法眼藏，涅?妙心，并无一语，岂有顿渐?一生心意识，即落病中。佛法无法，万千差别法，皆非佛法。能大而化之，则自可同万不同矣。学道人，心眼总要能大，一落在小中，便无可救药矣。”他对弟子常以“参禅以能脱禅病为第一，学佛以不着佛相为第一”为教，并对宗门中好用机智权术及小巧小慧者，深自痛恨。一生从不用棒喝与弹指竖佛等一切宗门手段，也不喜历代公案行为，谓此如同射覆猜谜，绝非佛事。他认为：“学佛参禅，首在本分做人，离人而说佛说禅，谈心谈性，总属离经背道，愈说愈远。本平常心，做平常事，即可人人是佛，不必他求。”凡此类语，可圈可点，莫非千古名言。行笔至此，笔者对光厚禅师的修为与言行，真有太史公所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感慨。为获同感，余曾询于僧界友人祥浩法师，他亦赞叹之。如此，不禁相对而笑也。